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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一部父权电影,向印度良心致敬

《摔跤吧!爸爸》彻底在中国火了,目前票房已过三亿,日收超过了《银河护卫队2》。其实我们对隔壁印度家的电影并不熟悉,正好趁机了解下,这个年产千部影片的“电影大国”。

阿米尔·汗的电影看过好几部,相当喜欢,加上与《三傻大闹宝莱坞》原作者小说颇有缘分,少不免多留意印度及这位国宝。
4月18日组队采访,是段美好回忆。当时还没看《摔跤吧!爸爸》,因此前半部分均由Bluevelvet发问,至于囊括开场寒暄与《三傻大闹宝莱坞》的后半部分,则由我负责。但其实还准备了很多问题,不止三傻,更不止电影,可惜采访过程临时缩短,太遗憾。
采访提纲翻译与校对由贾松负责,录音整理由Bluevelvet、桃乐丝、名夏完成,全文采编则由我处理。拍摄与照片处理为陈展。原载于《看电影》APP与“看电影周刊”微信公众号。

这部电影在国内上映了之后很火,好多朋友都说特别好看感人,但我一直没有看,不过心里面是想看的,原因在于看到了朋友圈中不同的声音:大部分人称赞它是一部女权电影,但也有好朋友分享了一篇文章《<摔跤吧!爸爸>的假女权主义》(施东来Flair, 公众号“我在牛津读文学”)。 该文章用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许多概念来分析为什么《摔跤吧!爸爸》其实是假女权真父权的电影,我非常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并且想做一点通俗版的补充,解释为什么这其实是一部非常父权专制的作品。 《摔跤吧!爸爸》(以下简称《摔》)在中国的高票房(目前已迄11.78亿)和好评反映了中国观众对一个完整流畅、情节起伏、四角俱全的故事的喜爱,尤其是以”励志“”梦想“”亲情”等为主题的商业片。主演兼制作人阿米尔汗在中国相对拥有一定的人气,而且印度歌舞也是中国观众可以伴随着爆米花放松着吃下去的喜剧元素:这些也许都是《摔》获得成功的原因。我也承认我在看Geeta比赛、夺冠的时候有受到感动,眼眶湿了。但我心里很清楚,我是被人物、表演、音乐、氛围和运动员精神打动了,而不是真的代表我相信电影所说的,这一刻,“女人向世界证明了她不比男人差”。 相反,带着怀疑的心理,观看过程中我一直期待看到能真正体现出女性独立意识的转折。然而最后还是失望了:可以说,这部电影里,父权的阴影从未离开过。 一. 好莱坞式的Melodrama故事 Melodrama是一个相对贬义的词汇,它的故事带有比较强的人为斧凿痕迹,以激烈的情节、转折为特征,不惜忽略独特个体的个性。对观众有着视觉上和情感上的吸引力,通常有个愉快的大团圆结尾(Thorburn, 1976, 自译)。由于这种类型的故事常见于好莱坞电影,所以又带上了“好莱坞式”一词的烙印。 《摔》的本质便是如此,是一个从结构、情节、人物都符合Melodrama标准的故事。“五分”的铺垫是为了最后的决战将情感力度推向高潮;教练和对手:一个是教练水平不高,关键时刻使坏的小人,一个是眉目不善,在新闻发布会上口出狂言的女人——人物脸谱化平面化,被相对粗暴地处理;最后故事在感人的气氛中,大团圆结束。 之所以提到Melodrama,是因为想要说明上文所说的,《摔》的情节“带有比较强的人为斧凿痕迹”。它有的的情节、次要人物是为了主题和烘托主要人物服务的,为了解释电影里“不合理”的内容,使其合理化而被催生出来的,因此显得“假”和粗疏(下文将展开解释)。可这种假和粗疏,却成为了一些论述“电影是女权主义电影”的证据和基础,因此这样的论述也就不那么有道理了。 二. "合理化”父权的压迫 在Mahavir决定了让女儿学习摔跤,实现他“为国争光”的梦想之后,他做了许多“残忍”的事情。训练艰苦禁止娱乐自不必说,最关键的则是剪掉女儿们的头发,改变她们的女性气质这一点,可以说确实是“父权专制”了。剪掉头发虽然只是一个推进情节的举动,但其内在逻辑实际上是:女儿们正在被父亲按照他的模子定型,“捏”成他想要捏成的形状。世界上并没有规定女子摔跤就不能留长发和爱漂亮,但在电影里,这两种东西是被放置作为对立面存在的。自从Geeta进入国家队之后,她的留长发、涂指甲油等行为都与她的失败联系在了一起,而她重新接受父亲的“指挥”后的第一件事也是把头发剪短,消除所有的女性特征,并最后获得了成功。 女性特征=累赘和失败?电影虽然没有这样说,但却隐含了这样的批评。不能让女人接受自己的身体,不能让女人为自己的身体做主,而是通过melodrama的情节,间接合理化了父权专制的行为。 另外一个重要的情节是婚礼,如同《<摔跤吧!爸爸>的假女权主义》中提到的一样,婚礼这场戏虽然被作为“全片最重要的女权转折点”,女儿们自主地、内在地接受了摔跤,父亲的所作所为此时不再是暴君的专政,双方的梦想合二为一。但是,电影对此所做的解释却是粗疏的浅显的甚至是偷换概念的。 电影安排了一个被父母强迫嫁给老头子的少女作为父权专制下的受害者女性形象,作为姐妹俩的对比和反衬,借新娘之口表达出:“我这一辈子就是做家务生孩子了,你们的父亲是好的,他至少是关心你们的(潜台词:所以你们应该听她的话学摔跤,通过摔跤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对比可以说是简单的、粗暴的。它既没有真的想要给观众反映印度女性的生存情况(因为我们也看到Geeta她们仍旧有在上学念书,并不是像新娘表达的一样全无出路),也没有想要探讨什么现实问题。它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彻底合理化“摔跤”这一父权的“专制压迫”。 经过这一情节的彻底合理化,摔跤=女性独立强大的唯一出路。女儿们如果不摔跤,就会像那个新娘一样,嫁给老头子,度过悲惨的一生。现实真的是这样吗?那印度女人岂不是都应该去摔跤? 电影从头到尾,摔跤从来都只是父亲的梦想,Geeta和妹妹的声音则消亡在了叙事中,没有人真心关心她们到底想做什么,她们是否喜欢摔跤。她们的存在是为了去实现父亲的梦想,她们从来都只是父亲的“物”而不是真正有独立意识的“人”。而电影为了使女儿完全接受父权专制,用了婚礼一场戏作为转折,但其melodrama的特性决定了它只是一个蹩脚的借口、生硬的解释;它的偷换概念则使我甚至有了一丝不悦。这也是《<摔跤吧!爸爸>的假女权主义》一文中所说的“比差逻辑”:你们看我已经这么惨了要嫁给老头子,所以你们被父亲压迫练习摔跤就是幸福的。它偷换的概念在于,这两者其实都是压迫,却让一个因显得更惨而美化了另外一个。如果Geeta她们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而父亲全力支持她们去做,去争取独立,这才真正的不是压迫。 三. 隐含的父权与夫权的对立 电影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教练这一人物的设置,像是与父权争夺女性的“夫权”的象征。Geeta进入国家队之后,教练让她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记以前学的东西,彻底按照他说的来做。这也意味着,Geeta从一个模子里倒出,却又被倾倒在了另一个模子里:女人从父权的阴影下走出,进入夫权主宰的领域。于是我们看到了,Geeta开始接受了他人的影响,变得爱美、享乐......不再唯父亲马首是瞻,甚至开始用从教练那里学到的东西反抗父亲,把年迈的父亲重重撂倒。 父权受到了来自竞争者的挑战。Geeta却仍旧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按理说,女儿进入了国家队,父亲的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他应该感到高兴。但在电影里,我们只看到了一个闷闷不乐的父亲形象:女儿必须用他所教的东西赢得金牌。如果不是在他的指导下,他的梦想就没有实现。在父亲眼里,Geeta是他的“物”,只不过现在这个“物”变得需要和另外一个人争夺了。于是在训练场上,看到女儿给妹妹教新的技术时,他愤怒了。可这愤怒来得却没有道理,唯有他的权威受到挑战、自尊心受伤才能解释得通。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其实是一部父权电影的另外一个原因。 四. 被凝视的对象与特例 《<摔跤吧!爸爸>的假女权主义》说即使用“男性凝视”观察本片也找不出破绽说明这部电影是父权的,但电影里却的的确确有一个把Geeta放在被凝视地位的情节:Geeta的第一次比赛。 Geeta在第一次比赛中接受到了场外男性观众与对手们不乏猥亵下流的凝视与想象,他们倾巢而出,为了观看女子和男子摔跤。这很可能只是为了看到她的衣服被扯烂,并在她和男子肉搏的过程中不断意淫。 Geeta坦然地接受了这种凝视。最后虽然不敌男摔跤手,但她获得了举办方50卢比的“特殊奖励”。在父亲接过那50卢比时,我以为他要做些什么或是说些什么,告诉Geeta她虽与男人竞技但她并不是特殊的——她是与他平等的、值得尊敬的对手,他们不应该要这笔钱。但是父亲只是露出了微笑,接受了这笔发给“特殊的人”的奖励,并满意地看着女儿。而这50卢比,更是被他珍藏多年,成为了Geeta的履历之一。 女人在体能素质上不如男人,男女比摔跤确实有不公平的因素,但身为父亲,既然带女儿来到了这个竞技场,却又满意地接受了特殊的“津贴”, 这说明,女人在父亲心里,依旧是在精神上不能和男人平起平坐的、应该被照顾的、特殊的个体。 五. 小结 看到结尾,我其实有点心疼那两个女儿。父亲让她一定要夺得金牌,给所有的女孩子做榜样,这种功利的教育观实在不敢苟同。 这位父亲没有告诉她,要享受体育带来的快乐——他从不关心她快不快乐。 这位父亲没有告诉她,就算失败了,她也值得为自己鼓掌——他的字典里似乎只有金牌才是骄傲。 夺得金牌不能如何颠覆性地证明“女人不比男人差”,颠覆印度对女性的压迫。体育赛事年年都有,那么多女人得金牌。父亲说这话是没有逻辑的,他无非是想像世界证明,他的物,即他自己的荣耀罢了。 即便最后身不在席,父的“阴影”何曾离开过。 她走向他,他的女儿,他的骄傲,她却从来不是她自己。 连鸡汤文都知道写:“'女人最想要什么?'——女人真正想要的是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这部电影又怎可能是女权的电影。 Reference: 《<摔跤吧!爸爸>的假女权主义》施东来Flair, 公众号“我在牛津读文学” 《Television Melodrama》,David Thorburn

  • 电影神话与全民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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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电影的规模一直是个“神话”,年产一两千部影片,总票房一千多亿卢比,论产量甚至超过好莱坞,论观众数也就中国能有一拼。若算年均观影数,30亿人次的印度还能甩开中国一截了,毕竟他们的票价极为便宜,通常只有10到50卢比,最高不过150卢比(也就相当于人民币十几块钱),日均人次最高可达千万,全国1.3万家影院能达到这种收入,说是“电影大国”不算虚言。正是由于印度人对电影的由衷热爱,才支撑起偌大的市场,各阶层都把看电影当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穷人也愿意排队买最便宜的前排座,只为在老旧的戏院里耗上大半天,感受银幕上如痴如醉的梦境,顺便把冷气吹过瘾。

《三傻大闹宝莱坞》让人看到了宝莱坞亦有如此感人至深而又辛辣深邃的佳作,也让人记住了阿米尔·汗。他不只是俊朗得能驾驭比自己年少20岁的角色,他更凭《芭萨提的颜色》、《地球上的星星》和《我的个神啊》等多部深刻好片赢得了赞许。特别是,他还制作了《真相访谈》,力求借助自身影响力,改变印度的社会环境。这样的国宝,值得所有人的由衷喜爱与肃然起敬。

宝莱坞是印度电影的代名词,但印度电影不只有宝莱坞,除了孟买,还有班加罗尔、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等好几个电影制作基地,由于各邦地缘文化和教育程度不同,从中北部的印地语区到西南的卡纳塔克邦,从喜好英语片的精英阶层到草根的贩夫走卒,口味不尽相同。宝莱坞因为商业上的成功更具覆盖性,也凭借海外输出拥有国际知名度,孟买电影城自然是最著名的“梦工厂”,数百家电影公司在那里搭景开机,摄影棚与恢宏的宫殿林立,杀青后又被拆得一干二净,如此往复,无非是为广大印度人民制造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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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电影 “动辄三四小时,一言不合要跳舞”的标签,在宝莱坞的推波助澜下更加凸显,从没有强制规定影片中必须要跳舞,一些严肃的作品中也没有舞蹈场景,这个所谓传统更多是市场催生的。既然广大观众喜欢看,那制片方就纷纷加入这种商业元素(就像港片里多有动作戏和武术指导),演员不会唱不会跳没关系,有专业编舞、配唱和替身。

与不公摔跤吧

真正对影片内容加以限制的,还是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政府任命的审查委员会,既然电影放映算得上是社会活动,当局就不可能放任不管,印度早在1918年的《电影法》中就存在了审查制度,独立后更是沿袭这种管控,有来自警方、海关、教育界,以及宗教团体的审查人员,把印度全国上映的影片分为四个级别,从最公开的U级,到限定18岁的A级,12岁下家长陪同的UA级,以及最严格限制观众的S级,可以任意删减影片内容,片方若对审查结果不满,上诉的最终裁决权归属联邦法院。

■吸引你参演《摔跤吧!爸爸》的原因是什么?
阿米尔·汗:看到剧本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是一个能让你又开心又感动的故事,因为是家庭题材,所以能触及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电影中爸爸和女儿们的经历也会让观众很有共鸣,带给观众很多希望与启迪。在你观看这部电影时,能感受到不同的情绪,因此当我读到这个故事,就爱不释手,迫不及待想要参与(笑)。

  • 神话汲养与重金特效 -

■拿到剧本是什么时候?
阿米尔·汗:那时我刚刚拍完《我的个神啊》,如果你看过照片,就知道我那时候很瘦,体脂率可能只有9%,那身材还是相当好的(笑)。然后导演告诉我,在这部电影里我要演一个胖子,所以我就为此去增重,改变身材。因为我太爱这部片子了,所以做什么都愿意。

多年来印度电影一直从神话、史诗中汲取养分,《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两大文学巨作贡献了取之不尽的灵感。一如去年的票房大片《巴霍巴利王》,印度观众习惯于看到自己的祖先被“神话”,扛着林伽,上天入地,无往不胜。印度电影中崇尚神力,任性开挂的欣赏传统自从有了CG特效的加持,更是如虎添翼,从《阿育王》到《巴霍巴利王》,十几年来不断创造视觉奇观,这种对恢宏场面的调度能力和审美趋向,在中国也仅有张艺谋能一较高下。

■据说你之前打算十年后再接《摔跤吧!爸爸》,为什么改变主意?
阿米尔·汗:我太喜欢这个故事了,我跟导演涅提·蒂瓦里说,我想参演,但如果五年后或者十年后再拍,我年纪够大了,就可以直接演这位老男人了。导演说没问题,我们过段时间再开机。但从那以后,这故事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想要演这部电影,越快越好(笑),它就像住进我心里,我恨不得马上开机才好,所以我就和导演说,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接着我就去增肥,然后拍摄。

有了技术和资本的保证,印度人如今完全有能力在银幕上实现“七香四洲三千世界”,耗资17亿卢比的《巴霍巴利王》才刚刚拍完,下部尚未公映,就传出了要拍《摩诃婆罗多》的消息,预算高达100亿卢比(1.5亿美元),陡然把印度电影的成本纪录提高了6倍。《摩诃婆罗多》这样煌煌“二十万行”的民族史诗,即便拍成上下两部影片,也不足以涵盖其庞杂的内容,只需取其中婆罗多两族夺位的主线,用耀眼的特效和扎堆的明星来满足观众的民族热情,以《巴霍巴利王》的票房成绩来看,这部计划明年开拍、2020年上映的神话巨作,并不难实现其商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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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高投入的精品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印度电影都有模式化的毛病,经常是帅哥爱美女的爱情戏,好人受冤终复仇的苦情戏,再插入大段的歌舞,追逐打斗,乐此不疲。架不住这种组合一直受到普通观众的喜爱,他们对艺术性的要求不高,更多的是在电影院找寻娱乐和放松,最好是大团圆结局,能让他们带着愉悦的心情走出影院。

■为了这部电影你做出了很大牺牲,影片开场你的摔跤动作场面也令人印象深刻,是亲自上阵的吗?
阿米尔·汗:没错,我没有用替身。不仅如此,电影中的女孩们也没有用替身。我们是亲自上阵,进行真实的摔跤格斗。为了完成好动作戏,我们有一年半的时间都在训练,在开机前训练了一年,开机后训练继续。我们的教练是印度国家摔跤队的专职教练,在经过他的领导批准后,我们才聘请到他。当时我们解释说,要拍摄一部关于摔跤的电影,一旦成功,会带动摔跤运动大受欢迎,他们这才答应(笑)。得益于教练陪伴我们训练,拍摄过程非常顺利,毕竟摔跤不是一项简单运动,需要付出很多辛劳,过程中还有可能摔倒或受伤。我们训练时都是一身伤,但幸好不仅有国家级教练,还有国家级治疗师。在训练结束后,他们来帮我们放松肌肉和治疗受伤部位。治疗师也是全程陪伴我们一年半,是我们的援军。

然而,在这股砸钱上大片的热潮中,印度电影中的现实主义难免有些落寞,挑战积弊多年的社会问题需要勇气,尤其是印度女性常年低下的社会和家庭地位,哪怕出现了《炽热》和《女生规则》这类呼吁妇女保护的作品,也架不住此起彼伏的强奸案给印度形象带来的恶劣影响。毕竟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半神的英雄,能保护妻女的,只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开放的现代文明。

■电影中,你要挑战3个年龄阶段对吗?
阿米尔·汗:准确说是4个,电影一开始我大约27岁,那时我在回忆自己19岁获得摔跤冠军的经历,虽然我的“青春年华”只有一个镜头(笑)!因此我在片中分别饰演了19岁、27岁、45岁和55岁这4个不同年龄段。

  • “明星制”与商业性 -

■你觉得哪个年龄段的表演难度最大?
阿米尔·汗:难度是相当的,我都需要一一经历。其实当你进入角色之后,就不必在意正在表演哪个年龄段。真正困难的是身体上的变化,拍摄中年马哈维亚的戏份时,我需要增重到97公斤,那时候我的体脂率是28%,然后我又需要减重来饰演年轻时的马哈维亚。“返老还童”的过程非常艰难,拍摄时我需要严格控制食谱和饮水,最终体脂率下降到9%。

与这种模式化的情节搭配的,就是从早期好莱坞学来的那套“明星制”。如今的几位印度大腕儿,所谓“三大汗”:阿米尔·汗、沙鲁克·汗和萨尔曼·汗,就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他们拥有巨大的群众基础和公众影响力(《脑残粉》里的疯狂场面可见一斑),印度人骨子里的“偶像崇拜”情结,足以轻易转换为政治资源,不少影星当上了政党领袖,参与社会活动,这在印度比西方更为普遍。当然影星之间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老前辈一旦渐露颓势,就要受到赫利尼克·罗斯汉和阿克谢·库玛尔等年轻一代的挑战,阿米尔·汗为了拍《摔跤吧!爸爸》拼命折腾自己,又是增重又是减肥,除了敬业,一部分也是源于这种压力。至于女星,则很难有如此常青的地位,“宝莱坞头号美女”的名号转得飞快:卡琳娜·卡普,普雅卡·乔普拉,卡特琳娜·卡伊芙,索纳普·卡普,艾斯维亚·雷……她们就像众神的曼妙化身,招之即来,足见印度电影业的风顺轮流转,不亚于好莱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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